我国煤炭资源税改革遭遇尴尬

近日，有媒体报道，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》，将油气资源税税率定在了5%～10%，而煤炭资源税将继续实行从量征收，税率也只是准备从之前的每吨0.3元～5元，调整至每吨0.3元～8元。可见，一方面，油气资源税将延续从价计征的改革思路继续推进，而且与去年在新疆率先推行的5%的税率相比，未来存在进一步提高的可能；另一方面，煤炭资源税继续实行从量计征，税额每吨最多也就提高7.7元左右（之所以说最多提高7.7元，是之前按照0.3元/吨征收资源税的煤种改革后调整为8元/吨，其实这种可能性很小，褐煤不可能和焦煤一样，都按8元/吨的税率缴纳资源税）。

去年6月1日，财政部印发《新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，率先在新疆实行原油、天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，税率为5%，这次改革未将煤炭纳入其中。当时笔者认为，在新疆率先选择石油、天然气推进资源税改革，主要是为了增强新疆地方财力，支持其加快经济社会发展，而没有选择煤炭，一方面是因为新疆煤炭资源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，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国内煤价正处于上升阶段，避免引起恐慌进而加大通胀压力。

新疆率先实行资源税改革的时候，选择油气，而丢下煤炭，我们可以说那是因为煤炭对新疆的影响尚不及油气，可以说那是新疆个别地区的事。但是，现如今上升到国家层面，仍然是率先推进油气资源税改革，煤炭资源税仍然实行从量计征。油气资源税改革正按部就班的推进，而煤炭资源税改革似乎已经停滞不前，至少目前给人的感觉是这样的。之前有关部门多次提出，资源税整体改革的方向是由目前的从量计征转为从价计征。那为何同为传统化石能源，油气资源税改革能够比较顺利的推进，而煤炭资源税改革却受阻了呢？

之所以油气资源税改革能够比较顺利的推进，而煤炭资源税改革受阻，主要是因为油气和煤炭的定价机制不同。油气资源税改革带来的成本上涨短期内不会向下游传导，或者说这种传导是可控的，而煤炭资源税改革带来的成本上涨会很容易传导至下游，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传导是不可控的。

国内原油价格是以国际原油价格为基准来制定的，早已与国际同步，其波动不仅受国内市场影响，更与国际市场关系密切，而且国际原油价格的金融属性越来越强，国际金融资本对原油价格影响越来越大。尽管国内原油供应垄断程度极高，但是国内石油巨头对国际原油价格的控制力明显不足。正因如此，当国内进行资源税改革而导致原油生产成本增加时，国内原油价格不会被轻易推高，石油巨头也不容易将增加的生产成本顺利转嫁出去。这样的话，不仅资源税改革的目的能够较好的实现，而且也不会推高全社会生产成本，不会加大物价上涨压力。

目前，天然气价格仍为政府定价。这种情况下，即使资源税改革加大了企业的成本压力，只要政府不上调资源税价格，企业自己无法通过上调价格来转嫁新增生产成本，而是只能靠企业自己消化。这样的话，资源税改革也不会推高天然气价格，也就不会对整体物价水平带来明显影响。

而对于煤炭来说，除了重点合同电煤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管制之外，其他煤炭价格已经完全市场化了。在煤炭价格市场化的同时，近年来，煤炭行业通过资源整合和企业兼并重组，大量小煤矿被整合或关闭，产业集中度持续提升，煤炭企业对市场控制力日渐增强。在产业市场化和集中度同时提高的情况下，煤炭价格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持续上涨的能量。如果推进资源税改革，煤炭企业生产成本同样也会增加，但与油气企业不同，受益于市场化和集中度的不断提高，煤炭企业能够比较容易的通过提高售价将新增成本转嫁出去。资源税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调节企业或行业的资源性级差收入，排除因资源优劣造成的利润分配上的不合理状况，促进公平竞争。如果资源税改革不能达到此目的的话，资源税改革也就失去了意义。因此，可以说当前煤炭资源税改革遇到了尴尬。

以上就是为什么油气资源税改革能够比较顺利的推进，而煤炭资源税改革受阻的主要原因。

虽然实行政府定价的情况下，加征资源税能够较好的避免企业通过抬高价格将税负转嫁出去，从而避免抬高社会整体生产成本和物价水平，能够较好的实现资源税改革的目的，但是，犹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煤炭市场化没有回头路，不可能重新回归政府定价时代。

在煤价市场化无路可退的情况下，想要推进煤炭资源税改革，并达到改革的目的，似乎只有降低行业的集中程度，提高行业竞争程度，让价格在更充分的市场竞争中形成。否则，资源税改革永远不会达到既定目的。

当然，提高煤炭行业竞争度肯定会招来不少人反对，笔者自己也不太赞同。因为提高市场竞争度就需要降低行业准入门槛，进入煤炭行业的企业数量就会骤增，最终难免不会造成供给过剩，导致资源浪费。煤炭作为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，理应得到越来越合理利用，资源浪费的事肯定也不能干。

在市场化无路可退，行业集中度需要继续提高的情况下，煤炭资源税改革确实遭遇了尴尬。